古代城邦：形式即本体论与政治秩序

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建立在一个深刻的二元论之上，他将实在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 一个是由完美的、永恒不变的理型（eidos 或 idea）构成的、只能由理智把握的“可知世界”（intelligible world）；
• 另一个是我们通过感官所接触到的、由不完美的、短暂易变的具体事物构成的“可见世界”（visible world） 。

这一划分从根本上确立了一种本体论的等级制：作为本原的理型（形式）在真实性、稳定性和价值上，都远远优于作为派生物的感性事物（质料）。

在这一等级制的顶端，是“善的理型”（the Form of the Good） 。

善的理型是所有其他理型、乃至整个实在界和知识的终极源泉。正如其在《理想国》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所比喻的，善的理型就像太阳，它不仅使万物得以存在，也照亮了其他理型，使它们能为人的理智所认识 。善的理型本身“超越于存在”（beyond being），是柏拉图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共同基石。

这种形而上学的等级秩序，直接且强有力地为其在《理想国》中所构想的政治等级制提供了辩护。柏拉图坚信，只有哲学家通过长达数十年的严格教育——包括体操、音乐、数学和辩证法——才能最终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用“心灵的眼睛”直接把握理型世界，并最终认识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型 。这种对绝对真理的独占性知识，赋予了哲学家统治城邦的绝对权利与神圣义务 。哲王的统治合法性，并非来源于民众的同意或习俗的约定，而是源于他们对终极“形式”——善的理型——的把握 。因此，政治权力最终来源于知识，一种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能企及的形而上学知识。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政治蓝图，柏拉图构建了著名的“灵魂-国家同构”理论。

他将人的灵魂划分为三个部分：理智（logistikon）、激情（thumoeides）和欲望（epithumetikon）。

• 个体灵魂的正义，在于理智（形式）的部分运用其智慧，在激情的辅助下，统治和管理欲望（质料）的部分。

这一灵魂内部的等级结构被完美地投射到理想国的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三个壁垒分明的阶级：代表理智的护国者（即哲人王）、代表激情的卫国者（军人）以及代表欲望的生产者（农民、工匠和商人） 。

• 城邦的正义，在于每个阶级各司其职（doing one's own work），安守其分，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 。

通过“高贵的谎言”（noble lie），柏拉图为这一等级分工提供了神话般的合法性：

• 统治者是“金质灵魂”的
• 卫国者是“银质灵魂”的
• 生产者是“铜铁灵魂”的

在此，对变动不居的物质世界的本体论贬低，与对从事体力劳动、满足身体欲望的生产者阶级的社会性贬低，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完美契合。

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拒绝了其老师的超越理型论，将形式从高高在上的可知世界“拉回”到了经验世界之中。

在他看来，任何个体实体（ousia）都是由质料（hyle）与形式（morphe 或 eidos）构成的复合物。这就是其著名的质形论（Hylomorphism）。

• 质料是一事物得以构成的潜在可能性（dunamis）
• 形式则是使其成为“这个”事物的现实性（energeia 或 entelecheia）、本质与功能

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是深刻的目的论（teleological）的：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一个内在的目的（telos），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其形式所规定的 。

因此，形式在存在论上优先于质料，因为它规定了一物“是什么”以及它“为了什么”而存在。这种形式对质料、现实对潜能的“自然”统治关系，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石。

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将这一形而上学框架直接应用于其政治与社会理论，从而将当时古希腊社会中既有的权力结构“自然化”，为其提供了看似坚不可摧的哲学论证。

首先，他提出了臭名昭著的“自然奴隶”学说。他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自然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就如同身体与灵魂的关系。

• 主人拥有完全的理性（形式），能够进行审思和规划；而奴隶的理性则是不完备的，只能理解命令却不能自主思考。奴隶的功用在于运用其身体（质料）从事体力劳动。因此，奴隶被主人统治，就像身体被灵魂统治一样，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对双方都有益的。这一论证赤裸裸地将形式/质料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映射为主人/奴隶的社会等级对立，将一种残酷的社会制度辩护为宇宙的必然法则。

其次，他运用同样的逻辑论证了城邦（polis）相对于家庭（oikos）的优先性。他宣称，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家庭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必需（物质层面），而城邦的存在则是为了“优良的生活”（euzen），即实现人的德性与理性的完满（形式层面）。因此，城邦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最终目的（telos），是规定了人之本质的“形式”，而家庭则仅仅是其“质料”基础。这一论证，不仅为城邦至上的政治观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也合法化了公共政治领域（由自由男性公民主导）对私人家庭领域（与女性、奴隶和物质生产相关联）的支配。

综上所述，古希腊思想中一个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运作, 便是建立了这么两套等式：

这个深刻的结构性等式，构成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看似对立的哲学体系之下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 柏拉图将一个超越的善的理型设定为一切秩序与实在的源泉 ，对这一理型的知识赋予了统治者在混乱的物质世界和充满欲望的灵魂/国家中强加秩序的权利。
• 亚里士多德虽然否定了超越性，但保留了其核心逻辑。形式成为内在于实体之中的秩序与现实性原则（energeia） ，而理性的灵魂则是身体的形式。

在这两个体系中，“形式”的原则都被等同于理性和善，而“质料”则与身体、潜能和非理性相联系。

这一形而上学的等级制随后被投射到社会世界中：

• 在柏拉图那里，它为哲人王统治生产者提供了辩护；
•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为主人统治奴隶、男性统治女性、灵魂统治身体提供了辩护 。

因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争论，并非关乎一个理性的形式是否应当统治一个被动的质料，而仅仅在于这个形式位于何处（超越的还是内在的）。其意识形态功能——为一个基于理性的精英统治体力劳动大众的等级社会秩序提供辩护——却惊人地一致。这揭示出，对等级制进行辩护的政治需求，或许正是这些宏大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内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