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出路，但请继续追问

我们似乎没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思想。

不是取材于过去、因而停留于过去的牢左，要么只是信仰资本家的鬼话。没有一种同时做到批判过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未来的共产主义思想。

一旦基础物品实现公有、按需分配，所谓的“需”是按照客观地且科学地定义人可能且被认为合理的需求，还是按照每个个体的主观想法上报自己的需求？倘若是后者，很难想象在法律消失、国家机器消失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一次性想要数倍于正常的“需”。

有人说面对这种情况，即出现反社会、反共产主义的人，人们可以让这样的人“社会性死亡” 排挤他，批判他，孤立他。所以这时候还是有一种虽然不是法律，但仍然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行为准则？共产主义下的人们用这套准则，在法律消亡、国家机器消亡的情况下自行识别和裁决。

但有两个问题：

1. 异质性群体的困境。倘若反社会人群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需要被庇护的群体” 比如极端 ASD 群体，他们之中的部分人不理解这套行为准则，所以他们就被定义为反社会的 outlier 吗？如果这个群体不被排挤，很难想象在基础资源共有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会与人们的行为准则产生多大冲突。但倘若被排挤，共产主义维护多元主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原则在这里显示出它的失能和局限。

2. 行为准则能否替代法律？倘若每个独立人心中的“行为准则”是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的，为什么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家、组织和社群都发展出了类似于法律的规定形式？“行为准则”到底还是人心中的一套机制，每个人的经历和感受都不同，这种千奇百怪的准则恐怕很难成为全社会都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制度。法律作为一种天然具有威慑力和权威性的白纸黑字的规定，恐怕会比这种“行为准则”有效得多。很难想象共产主义在取缔法律之后不会再衍生出一种类似于“法律”的制度，不会产生出一种背书法律的国家形式和国家暴力机器。

并且，所谓“行为准则”非常可怕。法律背书下我们至少还有申诉和辩护的机会，会有法庭和司法机关来处理。但倘若取消法律，保持这种由共同体阐释的“行为准则”，被指控的人还有申诉和辩护的机会吗？替罪羊的问题怎么办？倘若触发一种集体性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没有某个具体的人担责，那么每个人不都有成为替罪羊的可能？

好问题。答案是：部分可以回答，但核心困难无法被现有理论充分化解。

关于“需”的定义。
马克思本人故意不定义“需”，因为他认为在生产力极度发达、异化消除之后，人的需求本身会发生质变，不再是资本主义塑造的扭曲欲望，而是真正属人的需求。所以“无限索取”在他看来是资本主义人格的产物，而非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真实危险。

但这个回答是循环的：共产主义人格是共产主义的前提还是结果？如果是结果，过渡期怎么办？

关于行为准则能否替代法律。
这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最薄弱。恩格斯的“国家自行消亡”预言从未配备过机制说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直接说：届时社会规范将简单到“人人都能掌握”，无需专门机构执行。但这个预设极其乐观，且恰好回避了异质性问题。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反而提供了一个更诚实的图景，他承认规范的内化本身是权力运作，但他的结论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不是消除规范强制性。这实际上放弃了“法律消亡”的目标。

关于替罪羊与程序正义。
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最难回答的一个。传统理论几乎没有认真处理过无法律状态下的程序正义问题。最接近的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会自发地避免这类错误，但这是一种近乎神学的乐观主义。历史经验，巴黎公社、文革群众批斗，恰好反复证明了你的担忧：去制度化的集体审判往往比法律更残酷，正是因为缺乏制动器。

结构性诊断：共产主义思想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共同困难指向同一个根源，它对人的同质性有一个隐含的乐观预设：充分发展的人将趋于相似的理性、相似的需求、相似的规范感。

ASD 论证恰好是对这个预设最有力的单点反驳：人的神经认知差异是生物性的，不会被生产关系的变革消除。这不是边缘案例，而是对整个理论地基的质疑。

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回应你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它们。这个缺口不是理论细节上的漏洞，而是整个传统对人类多样性问题的系统性低估。

你觉得这个缺口是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修补的，还是需要引入外部资源？

还是那句话：

共产主义不严格规范自己的内部机制，不解决自己体系内矛盾，不与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对话和回答问题，不放弃自己的乌托邦美梦，不从现在就开始着手思考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那共产主义就是宗教。

论证不严密，或者是用一个系统性的结论直接屏蔽所有的讨论，叽里咕噜这一块。

也许马克思对人性的预设过于乐观，但对人性过于悲观同样是预设，而不是论证。我们目前在做的：承认传统理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仍然在用传统理论的框架来“回应”这些问题，这是想象力的匮乏。

总结下来，人们能做的只有三种情况：

1. 接受根本性批判，放弃制度自洽（传统马克思主义）
2. 接受制度自洽，放弃根本性批判（分析马克思主义 / 左翼自由主义）
3. 接受两者都不完整，把它当作一个开放的研究问题

什么？你说你需要“一套既能根本性批判现有秩序、又能在制度设计上自洽的理论”？

孩子们，我们需要 114514 个神圣哀悼 + 1919810 个童子军大王。

没人给新框架，倒是自由主义那一边的框架看着更好。

他们不也在用正义理论来论证再分配，又同时保留法律和程序正义？那我们“共产主义”这个标签和它的根本性批判在哪？

@L 你知道我们接下来需要谁吗？需要尼克·兰德。

尼克·兰德的三个洞见：

1. 任何乌托邦设计都内含一种对人的规范性暴力
2. 左翼和右翼共享了对“控制”的迷信
3. “人是历史的主体，理性可以设计社会秩序”只是个预设

资本本身是一种非人格的加速过程，它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指挥。马克思主义试图“驯服”或“超越”资本，但这个试图本身就是对资本本质的误认。当然，真理源自误认。资本不是人类可以掌控的工具，它有自己的运动逻辑。

阿多诺：启蒙理性试图控制自然和历史，但这个控制的冲动本身会反转，变成一种新的神话和统治形式。理性以为自己是主人，但它被自己创造的系统所反噬。

既然资本有自己的逻辑，那就让它加速运行到极限，让矛盾激化到系统崩溃。

爆了！孩子们。

这不是《启蒙辩证法》么？异化成“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启蒙理性是这样的。

如果要等到爆炸，那需要相当久相当久的时间。人们都被麻木得不成样子，矛盾也不见得是先被激化还是先被缓和，也许没被激化就被缓和了。

我看应该把“资本”换个词，换成异化：

但是资本或者异化有吸纳一切内在矛盾的能力。矛盾被激化或者被指出，似乎有一种逃离资本和异化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本身又迅速地被异化，被资本吸收。

过程是无主体的，没有人在驾驭它，它驾驭所有人。

兰德的洞见捕捉到了一点：技术加速确实在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重组现在，资本和技术的自主逻辑会重组一切，包括人类的欲望、认知、社会形式。

但兰德作为一个彻底拒绝了所有规范性锚点的哲学家，在政治上会漂向最近的强力结构，而他所漂向的是最古老、最粗糙的那种。因为他这个作为整个理论基石的洞见把一个问题完全搪塞过去了：

即使过程本身没有单一主体，过程的具体展开仍然有受益者和受害者，仍然有人在特定节点上做出选择，仍然有权力在运作。

而把历史性的权力结构呈现为自然的客观过程，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最典型的运作方式。兰德批判了这种意识形态运作，然后自己复制了它。他的滑坡体现在：他把这个洞见变成了一场完全虚无主义的宿命论，然后用宿命论来为自己的政治选择开脱。

“这是客观过程” → “所以我不需要为我的立场负责”

一个哲学家如果用自己的理论来免除自己的责任，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理论出了问题，或者这个思想家出了问题，或者两者都是。

兰德比任何人都更彻底地拆解了现代性的规范性预设，但正因为如此，他也比任何人都更容易被用来为任何东西辩护，包括最糟糕的东西。后现代是这样的，兄弟们。

兰德的理论本身不构成地基，他仅仅是一种能溶解框架的溶剂。这套哲学如果只有溶解能力，你可以用他来清理视野，但不能用他来建造任何东西。

接下来，让我用一段非常神圣且哀悼的话作为结尾：

兰德的错误不是发现了没有出路，而是把没有出路变成了一种姿态，最终变成了怠惰和残忍的借口。

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精确地追问，不接受廉价答案，同时仍然在意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已经是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能做的最诚实的事。

This is quite not enough, but it’s realistic.

问吧，孩子们，问吧。

后现代全员战败？活该。